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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必康:中国先贤以“强而不霸”破“圈套论”历史百科题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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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陷阱论”是中国威胁论的新版本,对中国有战略试探和试图发挥超过航母战斗群的长效威慑作用,也有讨价还价筹码之用。西方反复琢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,形成一个“战略彷徨期”。其实,中国古贤对战争与和平早就提出了务实解答:“非兵不强,非德不昌,强而不霸利天下”

  针对中国崛起而发的“修昔底德陷阱论”已成国际热点,特点是试图立足于史,获取历史合理性,形成对华战略的历史导向。该论述是一种历史短见,具有战略误判误导的危险性,也有复杂背景和思想基础。其实,对此“陷阱论”,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贤就有清醒认识和务实解答。“陷阱论”借史而立,当以史破解。

  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长期从事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防政策研究,曾任国防部高官并多次获奖,现任职于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(简称贝尔弗中心),主持研究中国崛起对美国挑战的“修昔底德计划”和应用历史研究项目。他借修昔底德之语而发明的“陷阱”,借古喻今,展示了美国的线年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通讯春季刊上发文《中美应避开修昔底德陷阱》,提到艾利森的“修昔底德陷阱”是一个多年来由“算计加情绪的致命结合,可使健康竞争变成敌对或更坏的陷阱”,接着报道2011年1月艾利森和同事在北京出席会议后认为中美两国跑在不同轨道上,许多问题短期内不可能有解决办法;中国崛起激发误解,如果不是恐惧的话,如何回应,尚无明确答案。可见“修昔底德陷阱”至少在2011年1月就提出了。随后5年,中国周边发生日本“国有化”钓鱼岛和南海问题等事件,艾利森教授发表文章,强化“陷阱论”。2012年《避开修昔底德陷阱》的千字短文,开篇就南海和钓鱼岛问题指责中国,认为是美国为亚洲提供了安全和经济发展,称在1500年以来15个历史案例中有11个发生战争,“修昔底德陷阱”结论明显,还指明崛起和恐惧是关键,采用“历史铁律”一词,中美必须面对战争可能性坦率对话。其实,“陷阱论”中的“恐惧”就是美国霸权利益的表达。

  艾利森在2015年9月《修昔底德陷阱:中美两国走向战争吗?》一文中首先承认中美战争在“政策圈里认为这种看法既不可能又不明智”,又针对“修昔底德陷阱”不存在,称16个历史案例中有12个发生战争,今后“中美大战不仅可能,而且要比现在更可能”;其次是为中国崛起所震惊,“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国家在众多力量方面,有如此之深远之快速的崛起”,引用李光耀所言中国规模巨大足以“替代世界秩序,必须设法平衡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玩家”。一系列疑问有:中国会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,会在美国的国际体系中如日、德那样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吗?中国会变得像美国吗?答案“无人知晓”。三是“中华文明的核心信条是相信或幻想中国是宇宙中心”;结论是“有五千年历史的13亿人民的崛起,不是一个要修理的问题,而是一种状态,不得不在一代人中要加以管理的长期状态。”最后,公开了“陷阱论”依据的16个确认的正式历史案例。

  最近,艾利森发表《为什么美国总统需要历史学家委员会》一文,结语是丘吉尔的名言:回顾历史越久远,展望未来就越深远。强国争雄的学术研究很有必要,但不要“走火入魔”。

  16个案例中:16和17世纪有4个;18世纪迄今有12个,其中,17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2个,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10个。涉及大国有哈布斯堡帝国、奥斯曼帝国、荷兰、法国、瑞典、美国、英国、俄国/苏联、德国、日本,以及半个中国(与俄罗斯并列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罗斯中国对抗日本同一案例,中日甲午战争)。应“点赞”的只有4个不战案例,却证明了“陷阱论”不是“历史铁律”。

  首先,从史学角度看,就存在5个问题。其一,16个案例数量太少,无完整性,似随意零散,概要总结过于简单片面,质量不高,是非争议多,难以支撑一个庞杂重大的历史“陷阱”命题。更何况修昔底德本人明确是对雅典和斯巴达的个案而写出那段“名言”。其二,案例选自1500年后,无古代史,即使是最近500年,也显然是薄古厚今。其三,以近现代欧美历史为中心的时间局限性,只采用1500年以来500年,这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包括美国的崛起历史,是西方侵略扩张和争霸频繁之时。其四,以欧美为中心的空间局限性。案例限于欧美国家,土耳其和日本因与欧美国家冲突而入选,另有中日甲午战争的亚洲特例。以欧美为中心的时间地域相关性和利益相关性,不言而喻。其五,其研究案例和概要来源是抄录如《世界历史百科全书》、汤因比《历史研究》、P肯尼迪《大国的兴衰》等十多部二手著述,原始资料少。换言之,用“现成的”,基本无独立研究,属编撰。艾利森也表明研究中问题多。

  其次,从美国历史相关性来看,16个案例有涉及美国殖民地时期以来的如17世纪后期英荷战争、英法战争等,多达13个,1776年美国立国后有12个。从美国利益相关性来看,立国后的大国敌手英、德、日、法、俄国/苏联均入选。

  第三,遗漏或以后研究或不选择情况。需注意的是,除中日甲午战争案例,1949年后的中国(包括朝鲜战争等),作为“陷阱论”头号目标却未入选。已列入“修昔底德计划”第二阶段待研究的10个案例中:16世纪晚期中国作为“崛起大国”挑战现存大国日本;20世纪中期中国作为“崛起大国”挑战苏联。奇怪的是这个中日案例,稍有历史常识就知道日本对中国明朝有过朝贡贸易关系,丰臣秀吉于1590年才统一战国时代四分五裂的日本,随即入侵朝鲜,在中朝反击下败退回国,何来中国“崛起”挑战日本?

  如第12例的20世纪中期苏联、英国和法国与德国案例,即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其概要有直接的种种原因,全无美国的原因和历史责任。笔者就听到英国学者说美国华尔街才是二战的“发动者”。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引发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大危机,无疑是二战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  第五,4个不战案例,证明“陷阱论”不是历史“铁律”。关于第10例20世纪初美英对抗,笔者有拙文一篇,认为两国经过打压与抗衡、崛起与妥协、合作又遏制的三个长期阶段,构成了罕见的渐进式霸权转移和“迫不得已的和平转移”方式。因此将两国相争时间限于20世纪初,恐历史视野有限。其他不战案例,除美苏冷战外,颇有特色。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苏联日本案例,概要认为是日本经济超越苏联,有领土争端,日本统治集团中有人寻求军事“正常化”,因有《美日安保条约》和核保护,约束了这种冲动。冷战后英法对德国的案例有创意,概要的理由是德国统一,英法联合制衡德国。问题是,德法联手掌控欧盟,最近英国公投决定脱欧。这个案例怎么写?

  总之,这些案例对美国人有合理性,对别人能证明“陷阱论”有客观性公正性和说服力吗?从中导出“历史铁律”,有无局限性和误导性?

  “陷阱论”是中国威胁论的新版本,对中国有战略试探和试图发挥超过航母战斗群的长效威慑作用,也有讨价还价筹码之用,不过,是否确为战争做理论和舆论准备,要关注。其目的包括强化美国的国际话语霸权,主导国际事务议程议题,竞争国内决策圈和学界的话语权。“陷阱论”反映了两个利益链,一是美国国家利益链,二是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的利益链,从“修昔底德计划”到应用史学项目,再到要求设立美国总统的历史学家委员会,目的是决策影响力和经费。

  进入21世纪,中国迅速发展而西方受金融危机打击,对国际格局有较大影响,中国崩溃论破产,迫使西方重新认识应对中国;中国崛起是历史罕见的超常规、超大规模和长期高速的发展;西方优势虽存,但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“追击”下差距日渐缩小,且有中国很快超越美国的过高估计。对此,西方出现“中国认知困境”,普遍有“四不”心理:不了解、不理解、不顺眼、不服气,根本原因和未来预期是以为中国崛起不符合西方既得利益,相应形成“失落困境”“利益困境”和“安全困境”。因此西方反复琢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,形成一个“战略彷徨期”。“陷阱论”因缘而生,实为一个“实力下降+实利丧失可能性+恐惧心理=陷阱”公式。

  美国国内有霸权不稳之虑,过度恐惧会引发从经济、政治到就业和生活水平的多种危机,形成“陷阱论”的国内政治基础。起推动作用的是美国思想文化的“肤浅化”,一种“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恐惧文化”,书刊文章题目内容常见危机、终结、崩溃,近年流行“陷阱”,有美国人形容为“没完没了”。部分原因是竞争失度。不来点崩溃、终结、帝国自杀、强国陷阱之类,都不好意思“混上去”和“混下去”。福山的“历史终结论”是典型,先是名声大振,终于承认历史没有终结,情况更糟,转身研究西方制度问题。艾利森关于“陷阱论”只有几篇文章,有观点,少论证,个别著作有涉及,也非专著,难以看出什么理论体系,不过,影响较大,低成本高效益,一是抓住了中美大战超级命题,二是声称有历史依据和历史合理性,三是代表了美国霸权利益,四是会宣传造势。

  两千多年前,与古希腊和修昔底德同时代的中国春秋战国古贤,就提出了一系列宝贵思想,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战争与和平观,深远影响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哲学、战争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。其中,以主张和平的仁义、兼爱、非攻等构成中国传统和平观的思想基础,由慎战和不惧战构成中国战争观的核心思想,最后由司马迁总结诸子百家思想、春秋战国秦汉历史实践,精炼出“非兵不强,非德不昌”八字名言。

  老子认为“夫兵者,不祥之器”。孟子发出“春秋无义战”的批判之声。墨子提出兼爱、非攻、尚贤、尚同的和平相处。他们展示出重要的和平思想。对于战争及其利弊,《孙子兵法》开篇名句“兵者,国之大事,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”,兼有不惧战又慎战之意。孔子主张和平,提出“仁义”,也同时既“慎战”又“教战”和“勇战”。在传统的中国政治哲学中,相应地形成了“王道”,实为仁义之理之策,强盛之势之力,兼而有之,由此和平而利天下、治天下,有强而不霸利天下之意。而且,“王道”在中国政治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始终高于主张以“力”而治的“霸道”,上升到了国策理论高度,普天之下的理想高度。这些宝贵思想高度凝聚在“非兵不强,非德不昌,强而不霸利天下”之中,连绵不绝,引导中国走向和保持强盛统一,成为古文明中唯一深知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,能跨越历史凄风苦雨,一脉相承,蹶而复振,顽强生存至今的大国。非兵不强,立于不败之地,非德不昌,当今可理解为对内是重民生,促发展,保稳定,对外是统一战线,利益分享,共同命运。反观之,古希腊文明落入“修昔底德陷阱”,走向衰败,要到文艺复兴时代才重新为近代欧洲发现和传承。

  战争与和平,是一种对应关系,对应观念,更是一种对应的历史运动,要求对立统一的历史逻辑。修昔底德之言有警示性,但缺乏建设性和正义性,在战争与和平关系中失之片面无出路,他的祖国文明因此而亡,这正是“陷阱论”所忽视的。

  回顾历史越久远,展望未来就越深远。美国是大国中唯一历史小国。建议“陷阱论”研究者走出哈佛小镇、华尔街和两百余年美国史,到中国日观长城夜读史书,到印度恒河昼看人间夜望星空,去非洲草原看大象狮子各自相安由此展望,深且远,厚且实。(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)

  中国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。图为在南苏丹首都朱巴的中国维和步兵营内,中国官兵顶着烈日进行训练。(摄影 付晓飞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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